11月6日-11月8日，PSL·巴黎九大Executive DBA项目答辩活动在北京成功举行，陆陈、王怀州、李慈、董丁丁、张皓、衡雨等6位同学顺利通过评审团队严格评审，其中陆陈、王怀州、张皓收获“最高荣誉”评定，成功登顶博士，祝贺这六位同学。

出席本次答辩的评审团成员有：
Bernard FERNANDEZ，PSL·巴黎九大教授，Executive DBA项目(中国)主任
Didier BENSADON, PSL·巴黎九大副教授，国际管理MBA负责人
Francois GOXE，巴黎萨克雷大学管理学副教授
Horacio ORTIZ，PSL·巴黎九大研究员，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员，复旦大学副教授
Pierre ROMELAER，PSL·巴黎九大教授，Executive DBA博士项目（中国）创始人
秦荣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原院长，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范玉顺，清华大学国家CIM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世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百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高旭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

陆陈 博士/2015级

论文题目：儿童中文国际教育企业发展的动态能力研究——以陆陈汉语国际教育集团为例
指导老师：Prof.Pierre Romelaer，PSL·巴黎九大教授、Executive DBA项目创始人、国际管理学博士委员会（Executive DBA Council）创始理事

摘要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法探索了儿童国际教育企业的发展课题，聚焦两个核心问题。一、“动态能力”理论如何促使企业提高教育企业发展管理意识？二、高级管理团队的发展能力如何对企业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笔者通过案例研究，运用动态能力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教育企业四个不同的系统的发展能力，包括；教育教学研究系统、教育行政管理系统、教育人才培养系统、以及教育发展系统。研究发现：（1）动态能力管理能提高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预判能力，快速决策应对各种挑战，提升企业韧性。（2）企业通过动态能力的变化，增加了获取新资源的机会，有效地加快了企业国际化的进程。（3）企业可以通过动态能力理论应用，改变高管团队惯有的管理模式，建立新的培养机制。本研究首次提出 “树形结构图”。借助树形结构的图形，描述企业的自然生态属性，探讨企业高级管理团队的各种动态能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树形结构图”引出一系列的动态变化，在企业动态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关键词：儿童中文国际教育；动态能力理论；管理梯队的动态培养；企业发展管理意识；企业持续发展产生

王怀州 博士/2018级

论文题目：Navigating Automotive Software Quality: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Quality definition,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nd ASPICE
指导老师：Horacio ORTIZ，PSL·巴黎九大研究员、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员、Executive DBA博士项目（中国）学术主任、复旦大学副教授

ABSTRACT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upgrades, leading to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complexity and importance of automotive software. This is primarily due to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innovations in automotive electronics and services are implemented through software. Consequently, vehicle software quality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factor, as the very definition of a vehicle is now intertwined with its software capabilitie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industry has established several methodologies and models, such as Six Sigma, CMMI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 and ASPICE (Automotive 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Capacity Determination), to guide 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ensure high-quality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the automotive sector. However, the software quality challenges faced today are distinct from those encountered when these traditional models were initially introduced. The absence of specific considerations for managing the complexities associated with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ICV) software quality indicates that these traditional models are insufficient in effectively addressing ICV software quality management.

To bridge this gap, this study adopts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essional approach by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professionals from the quality sectors of China's automotive manufacturers, software suppliers, and quality management exper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esented in the study highlight important aspects related to automotive software quality. Firstly, the author define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metrics for defining quality in automotive software, with functionality, security, reliability, easiness of use, and regulatory compliance identifi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metrics. Secondly, the study identifies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oftware quality. Communication and roles & responsibility were found to be the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challenges, while factors such a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raining & learning, team siz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were moderately cited. On the other hand,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setting and organizational distribution were less commonly discussed by the interviewees. Lastly, the study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fac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and proposes solutions to overcome them. Three frequently occurring challenges were identified: traceability, network security, and data security. These challenges can be addressed through detailed supplements to the existing ASPICE process reference model, providing practitioners with guidance when facing these specific challenges. Overall, the study's findings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utomotive software quality by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identifying significant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nd proposing specific solutions to effectively manage associated difficult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expected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framework for effectively managing automotive software quality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By addressing the specific challenges related to ICV software quality and considering the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its management, this study aim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nsure the delivery of high-quality software solutions in the automotive sector, ultimately benefiting both the organizations involved and the end-users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Key Words: Quality management,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automotive software, automotive software quality definition, organizational factors, 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 ASPICE

李慈 博士/2018级

论文题目：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品牌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

指导老师：秦荣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导、全国政协委员

摘要

自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企业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企业家从事的“创造性毁灭”事业推动了科技革命、产业革命、金融革命的出现和扩散。正是由于企业家群体如此重要，其身上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长期关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对于企业家精神如何作用于企业成长，进而服务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乃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现有文献认为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虚拟资本与企业品牌价值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比如社会对董明珠、任正非、雷军等企业家的印象往往与企业品牌联系在一起，企业家个人精神资本与企业品牌也就成为一个价值共同体。然而这种判断仍停留在现象描述阶段，对其中的内在机制、基本逻辑缺乏讨论，也缺少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

有鉴于此，本文在第2章中详细梳理了相关理论（主要包括企业家精神相关理论、企业品牌价值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等），明确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认为其主要包含企业家的创新性、企业家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企业家的契约精神三个维度，其中又以创新性为重中之重。与此同时，本文结合品牌理论，对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品牌价值、企业家个人品牌和企业品牌，企业家个人品牌和企业家精神三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

在充分占有理论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在第3章和第4章中引入了动态能力作为中介，提出了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品牌价值的理论假说——即从企业品牌发展的影响因素、企业品牌创新的机制出发，结合当下企业家的动态影响要素，以及企业中的技术性高管的重要作用，构建了以制造业（汽车制造、医药制造、石油化工等行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行业为主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绩效的模型；进一步地，修订了已有的企业品牌价值与企业家精神的量表，并通过设计、收集、发送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了400余家一手的中国企业数据，并利用线性回归模型等实证检验了上述理论。具体来说，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第一，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品牌价值正相关；第二，各类型企业中技术专家型高管占比情况与企业品牌价值均正相关；第三，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动态能力正相关；第四，企业动态能力与企业品牌价值正相关。

与此同时，本文在第5章中采取案例分析方法，以董明珠和格力集团、雷军和小米集团为例，详细论证了企业家精神作用于企业品牌价值的可能渠道和实际效果。具体来说，本文首先从创新、风险承担及契约精神三个维度上分析、比较董明珠和雷军的特质。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比较了二者的企业家精神如何通过动态能力提升了各自企业的经济价值、资源整合能力和社会满意度。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

第一，改进、完善了当前中国学界常用的企业家精神的测量量表和企业品牌价值的测量量表，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企业家精神难以度量的问题，一方面提高了问卷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引入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以及技术专业性高管占比作为调节变量。这是本文最大的理论创新，也是文章的核心机制所在。

第三，在数据方面，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真实刻画了中国当前最活跃的一批制造业企业家的精神风貌，最大限度保证了研究的真实性、时效性，同时也为后续更为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根据以上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三点主要政策建议：

第一，品牌建设方面：应树立专业务实的企业家品牌、兼顾整体和个人的员工品牌，特色鲜明的消费者品牌以及丰富精湛的业务品牌。四者缺一不可。

第二，企业品牌定位方面：应客观审视行业环境及经营环境，深入分析市场需求特征并掌握市场规律，并提供适当的品牌利益应对品牌竞争。

第三，企业品牌传播方面：应深度挖掘和提炼企业品牌传播内容，构建多层次的企业品牌传播平台，积极探索和创新企业品牌传播模式，注重互动交流、发挥示范作用。

关键词：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品牌价值；动态能力

董丁丁 博士/2018级

论文题目：基于儒家文化视角的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研究

指导老师：汤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金融期刊Quantitative Finance执行编辑

摘要

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居民对未来生活水平抱有乐观期待，逐步提升的居民消费水平为消费信贷行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沃土。根据艾瑞咨询《2022年中国消费金融行业研究报告》，从狭义消费信贷余额规模上看，这一指标已经从2014年的4.2万亿上升到2021年末的17万亿，年复合增长率达22.1%。

未来，在消费作为推动GDP增长“三驾马车”中的主力驱动这一基本趋势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国内消费环境逐渐丰富，消费场景多元化和消费产品升级化也将继续刺激居民消费，中国狭义消费信贷余额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根据艾瑞咨询,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狭义消费信贷余额规模将以7.9%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速持续增长，到2026年将接近25万亿。 

然而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基础要薄弱许多，但正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尚未成熟这一特点给予了我国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土壤，近几年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在中国的爆发式成长加速了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并逐渐缩短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传统意义上认为，中国国内整体的信贷行为比较保守，所以中国金融行业尤其在个人信贷端始终存在不可逾越的发展瓶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从1960年的22.1%增长到2021年的36.4%，61年时间增长了14.3%。但中国从2014年的11.2%增长到2021年的29.8%，短短7年的时间增长了18.6%，已经逼近美国现有水平，我国与美国普惠金融进程之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同时，考虑到中国国情和民间借贷的活跃性，中国消费信贷实际渗透率高于当前数据水平，中国与美国的实际差距更小。

按照传统观念而言，中国社会受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尤其是诞生于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后续发展自汉以来，更是作为国家主导思想。虽然，近代以来，外来文化陆续进入中国，比如马克思主义等，但传统文化仍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思想文化兼容发展，在一些领域发挥着影响作用，包括经济领域、消费领域等。信用市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如何把握这一行为并使自己的福利达到最大化，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来鼓励和支持合理的借贷行为。同时也应防止过分借贷，以防出现借贷不能持续从而损伤个人福利的情形。本文利用双贴现模型来理解儒家文化对消费信贷需求的影响，通过收集中国31省市2004—2021年的经济数据，对提出的几个方面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选取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文化因素对消费信贷指数和消费信贷渗透率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对消费信贷的影响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此外，其他四个方面的文化代理变量，包括国有经济成分占比、市场化指数、离婚率、人均汽车拥有量及外来文化等指标对消费信贷的影响也均比较显著。

此外，在消费信贷需求如此旺盛的背景下，那些提供消费信贷产品服务的金融企业如何做好风险管理将成为其能否在这个市场上继续存活的关键。传统的风险管理方式已经落伍，金融机构需要基于当前业务数据特点，使用流行的机器学习模型进行违约风险管理。本文研究发现：一是通过某金融机构消费信贷运营数据，测试比较了四类机器学习方法，发现集成学习方法优于逻辑回归、GBDT及神经网络模型；二是发现与传统观念不同，金融机构首先采取各种风控手段，把信贷违约率降至最低，其次在违约率与收益率进行平衡，最后在公司可以接受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违约水平和收益水平，从而保证业务的持续稳定运营能力。同时，本文也细致分析了影响违约风险的重要因素，并与需求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发现两类因素重叠较小。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了优化风险控制方法的思路，同时也对未来金融机构选择合适的风险管理模型提出了建议；基于对文化的研究分析，也对未来国家发展消费信贷产业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儒家文化；消费信贷；风险管理；机器学习

张皓 博士/2018级

论文题目：EPC总承包模式下项目经理胜任力模型研究

指导老师：牛占文，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机械工程学会理事

摘要
 

EPC总承包模式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该模式是大型工程项目的主要承包方式之一。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EPC总承包模式来推动项目的实施。在中国，EPC总承包模式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成为工程总承包企业在市场上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模式。随着EPC总承包模式的广泛应用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企业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竞争环境。为了在这个竞争中脱颖而出，企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在管理方面，企业需要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具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分析项目经理的胜任特征是EPC总承包模式项⽬管理体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因为项目经理在整个项目绩效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其构成和结构，对于提高项目成功率和管理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EPC总承包模式下，项目经理作为一个特殊的项目经理群体，不仅仅需要满足一般项目经理的知识和技能要求，还必须具备其他一些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特定的知识和技能包括了对工程设计、采购、施工和投资等方面的深入了解和掌握，以及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熟知。因此，在选拔EPC总承包模式下的项目经理时，要求更严、标准更高。然而，目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提出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经理的胜任力要求和标准。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应该注重通过对相关文献和实践案例的深入研究，总结出EPC总承包模式下项目经理的胜任力要求和标准，以指导企业在选拔和培养项目经理方面的工作。本文，旨在为未来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经理的选拔、任用、再教育和自我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工作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

本文分析和总结了胜任力的相关理论，介绍了系统论、人格特质论、人-职匹配论、个人-组织匹配论。在总结基本理论和胜任力模型研究方法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胜任力模型的构建途径、数据收集方法、模型检验方法及其对项目绩效的预测作用。本文采用关键事件访谈法设计并编制基于行为描述的胜任力调查问卷，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提取胜任力特征，并建立胜任力模型。随后，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胜任力模型的构念效度进行检验。最后，将项目绩效变量引入，对胜任力模型进行胜任力与项目绩效的法则有效性检验，以验证所获得的胜任力模型是否能够对项目绩效产生预测效果。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完善胜任力模型的理论框架，并探索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为企业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推动组织创新与发展提供支持。

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和关键事件访谈结果，设计了初始问卷，旨在探究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经理的胜任力特征。共有24个题项反映了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经理职务所需具备的胜任力特征。对于初步的有效问卷数据，采用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以提取和识别关键胜任力因素。表明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经理胜任力模型由4个维度22个胜任力特征构成。对初始问卷的可靠性分析也显示初始问卷的整体及各个分层面信度良好。基于正式问卷对在岗的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管理人员进行了实证调查，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建立了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经理胜任力维度模型。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采用了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多个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数据与建构模型之间的拟合情况良好，表明四个维度模型（综合素质、管理能力、人际关系、基本技能）在更高层次上聚合为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经理胜任力因素。在四个维度模型基础上，还建立了多因素斜交模型和二阶模型，从不同角度验证胜任力的维度及关系。研究结果证实了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经理胜任力的确存在四个重要维度，同时为不同类型的胜任力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基础。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同时也显示出：

1）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经理胜任力模型由综合素质、管理能力、人际关系、基本技能4个维度构成并对其产生影响，这4个维度对胜任力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人际关系、基本技能、综合素质、管理能力。

2）人际关系维度中，各胜任力特征对胜任力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团队建设、服务精神、关系建立、组织协调和倾听及亲和力。

3）基本技能纬度中，各胜任力特征对胜任力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项目管理知识、经历与经验、专业基础知识、外语能力。

4）综合素质维度中，各胜任力特征对胜任力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职业道德和行业准则、压力和气氛管理、成就导向、身体素质、灵活创新、适应性。

5）管理能力维度中，各胜任力特征对胜任力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抗风险能力、系统思想和集成能力、沟通能力、决断能力、冲突管理能力、影响和激励能力、谈判能力。

在EPC总承包模式中，项目经理的选拔和绩效管理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通过比较项目管理和胜任力绩效管理的相似点，发现它们都强调实现项目目标和效益最大化。因此，可以认为EPC项目经理的选拔和绩效管理与项目管理紧密相关，应使用项目管理理论来指导和实践。本文对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绩效标准进行了研究，综合文献资料和调查研究结果得出，该标准应该由管理绩效和组织绩效2个维度共计7个因素构成。其中，管理绩效包括符合质量标准、按照预算完成、符合安全管理要求以及在约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另一方面，组织绩效包括良好的社会关系、更多合作机会和符合组织战略。通过制定这样的项目绩效标准，可以将项目管理与组织目标有效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实现项目目标，促进组织的发展。在项目绩效评定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了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经理胜任力-项目绩效模型，根据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1）管理绩效较之组织绩效更能体现项目绩效的管理；

2）管理绩效维度中，各要素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在预算内完成、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符合质量标准、符合安全管理要求；

3）组织绩效维度中，各要素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符合组织战略、良好社会关系、更多合作机会；

4）本文建立的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经理胜任力模型对项目绩效有预测作用，对项目高绩效影响显著。

关键词：EPC总承包模式，项目经理，胜任力，胜任力模型，项目绩效

衡雨 博士/2019级

论文题目：绿色投资异质性与企业生产率——基于引致环保投入和绿色创新中介的分析
指导老师：杨百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摘  要

绿色投资是加强污染治理、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方式。在“双碳”目标下生态发展是主题，绿色投资是生态发展的关键，它是一种事前的决策，可以从注重事后的污染治理走向事前的预防。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期望企业推出环境和谐的产品，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管理者所感知到的利益相关者压力不仅影响企业的环境战略选择，还影响企业环境治理中伴生的创新产出。但这一系列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决策中，目前缺乏对绿色投资和企业最终产出的微观机制和因果链条的分析。本文基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环保压力——绿色投资主动性——环保投入异质性——创新驱动机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框架整合绿色投资事前决策、事后反馈和最终产出等多环节，识别引致企业环保投入异质性的原因、解构绿色创新机制并为企业事后绿色融资和最终产出提出建议。

本文首先围绕绿色投资的动因展开，试图基于企业生产流程和决策流程构建利益相关者框架，解答“企业为什么开展绿色投资”的问题。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污染治理主体，其环保行为与生产率的关系将直接关乎制造业绿色发展进程。绿色专项投资被认为是企业绿色实践的体现，而依据企业利益相关者压力，可以将绿色专项投资解构为各类引致性环保投入，从而分解企业对于外部环保压力的异质性响应。不同类型的引致环保投入是否对企业生产率造成异质性的影响成为本文要回答的另一重要问题。政府是否需要以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干预企业绿色投资决策，还是以市场主体的激励效应促进企业自主选择绿色投资时机和投资决策；异质的绿色投资形式是否能带来更多价值、产生更有效的绿色技术创新也有待进一步分析。

企业一般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传统核心生产力，而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综合产物，它们如何在上述各类绿色实践中扮演媒介，以及“强-弱波特效应”如何在企业内部发挥作用是本文要试图解决的第三个科学问题。基于上述科学问题，本文利用中国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解构企业绿色投资，分析各类引致性环保投入对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既丰富了企业投资与环境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情境下检验企业微观“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通过文献归纳演绎表明，正式和非正式规制和市场竞争是中国上市公司开展绿色投资的两大基本因素，它们会共同作用于企业的绿色投资行为，而且绿色投资动因存在由被动因素向主动因素转变的现象。据此本文从企业环境战略的合法性、组织和计划实践、生产实践和交流实践这四个维度分析企业绿色投资面临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压力。实证分析表明，企业环境合法性压力、环保组织计划压力、清洁生产实践压力和环保交流实践压力均会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强度的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精英治理会促使企业进行绿色投资，高管不仅会通过其个人能力和声望带动企业绿色实践活动，也能通过其组织权力调动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协助企业制定积极的环境战略。此外，高管对于公众和媒体的环保诉求非常重视，并会为此积极调整相应环境策略、提高绿色投资。高管综合能力越强，在行业内越能在企业供应商、客户中寻求降低环保压力的途径。高管的社会关联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企业对于其它维度利益相关者环保压力的感知。表现为高管政治关联会弱化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政策限制，为企业在环境规制中获得更多的回旋空间，帮助企业缩减绿色投资和环保支出。最后，高管商业连带能促进企业之间绿色生产的相互模仿和学习,提升专业知识共享和传播的效果, 从而减低绿色生产成本和投资额。

第二，根据企业绿色投资战略主动性中的RDAP理论，构造利益相关者引致环保投入框架的企业“前端研发”型投入和“末端治理”型环保战略，实证分析其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引入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变量，分析其通过引致环保投入影响企业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主动进行的环保战略和清洁生产所致的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企业被动进行的环境合规投入和满足公众媒体监督的环保投入不能提高企业生产率。并通过构造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运用合理的工具变量分别证实了“前端预防”和“末端治理”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前端预防”型投入通过带动企业战略规划、优化组织架构、提高业务流程效率、整合产品策略来促进企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而末端治理往往意味着企业在污染事后，进行固定资产投入来完成环境考核，并不能带动企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其次，通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发现以绿色金融水平为门槛变量时，“前端预防”型投入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会随着绿色金融水平的提升而改变，随着绿色金融水平的不断发展，“前端预防”型环保投入首先会对企业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但绿色金融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可为企业提供各类绿色金融工具以满足企业的环保决策，相对于忽视环境治理的企业，前端预防项目所带来的绿色信贷支持能帮助企业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和生产率的整体提升。对于“末端治理型”投入低水平的绿色金融水平对末端治理项目难以发挥作用，当企业生产经营对绿色金融依赖程度变高，绿色金融水平的提升反而会使企业将在短期内陷入更大资金运转困境，产生竞争劣势，最终降低企业投入产出效率。

第三，在利益相关引致环保投入的框架下，分析企业“前端预防”型与“末端治理”型环保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一般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检验其中介效应。从一般技术创新角度来看，企业基于环境规制和公众压力的末端投资并不会使企业获得技术创新。而企业进行主动的环保战略将对企业一般技术创新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这预示着目前我国企业的环保专项投资规划还存在局限性，并不能对企业生产的全流程创新产生溢出效应。但一般技术创新构成“前段预防”型环保投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变量，即“前端预防”型环保投入通过削弱企业一般创新使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从绿色技术创新中介视角来看，企业末端治理投入不会带来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而企业能够通过主动的环境预防性治理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根据逐步回归法，可以得出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前端治理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变量，这表明企业前瞻性的环境战略将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企业前端预防投入通过两种技术创新的综合影响，则可能与企业所处的外部绿色金融环境有关，也与企业内部管理层的环保创新意识和企业创新潜力有关。从企业一般技术创新视角来看，高管环保意识能够调节一般技术创新在企业前端预防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即高管环保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节前端预防投入对一般创新中介的挤出效应，帮助在企业一般性生产经营和环境战略之中找到平衡点，进而在一定程度维持企业既有的生产效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视角来看，高管环保意识能够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前端预防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企业前端预防型环保投入能够促使企业在清洁生产中提高生产效率、节能减排并形成绿色创新技术，从而对企业生产效率提高提供基础。而高管的环保意识、环境实践经验将在帮助企业环境战略、生产流程和投资决策上提供宝贵意见，使企业减少试错成本和无效产出，使得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

本文相关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制定恰当的环境规制、构建高水平绿色金融市场和企业科学选择环境战略提供有益参考。在利益相关者环保压力下，企业要确保发挥环保投入的有利作用，就必须重视“前端预防”投入和有针对性的完善创新机制。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府要制定与市场运行机制相协调的环境政策和法规，增强企业参与绿色实践的主动性和竞争优势。

关键词：绿色投资；引致环保投入；前端预防；末端治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创新

PSL·巴黎九大Executive DBA一直秉承 “成就企业思想家”的办学理念，融汇中西学术，坚持高学术水准，严格把控博士学位论文审查，旨在创造“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期冀通过学习，影响中国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程！通过研究，推动中国经济管理实践研究进程！

博士论文是博士生培养的终结性环节，它是博士生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书面表达能力以及掌握和运用知识能力等科学与文化素养的综合体现。但博士论文既是终点，亦是起点，它打开的研究之门，引导着更深层次的探索与发现。

再次祝贺陆陈博士、王怀州博士、李慈博士、董丁丁博士、张皓博士和衡雨博士，也希望他们在未来能继续践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推动中国经济管理实践研究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